大明崇祯末路：大明“共济会犹太式财团”对货币和税收的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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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严禁京师使用非法私铸铜钱，发现一文处以笞刑，二文处以徒刑，三文处以遣刑，四文以上斩立决。
熟悉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崇祯皇帝是亡国之君，在位17年。以上两条崇祯16年出台的金融政策说明，直到帝国的最后关头崇祯帝仍然和经济垄断阶层做着最后的斗争。明覆亡背后的经济原因必然是复杂深刻的。有一部很优秀的明末农民战争的电影《大明劫》很值得一看。借用明廷名帅孙传庭的角度审视大明朝的死穴。正如电影中郎中吴右可对孙传庭说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我朝积弊已深恐非一剂猛药可以奏效。也正如电影中孙传庭对西北大地主士绅们讲的：“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了解什么是人心吗？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这就是怎么回事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连一回也输不起！”
电影台词无疑是震撼精准的，一语道破了大明朝尖锐的经济社会矛盾。这段台词背后隐藏着明廷对货币发行权以及税收税源的全面失控。本文就针对明朝的税收和货币讨论一下明廷的覆灭。
篇幅有限本文以“田赋”农业税这个最大的税种挑重点讲一下。中国历来是农业大国，明廷最重要的税收就是针对农民的农业税。纵观整个明朝，农业税在全国税收中所占比例是很高的。
中期嘉靖、隆庆年间即便已发展出了一定规模的工商业，农业税占比依然高达80%以上。
中后期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加大了对工商业税收的征收，即便如此农业税所占比例仍然达到60%-70%。
一个理想的税收前景是，人人有其田，家家安居乐业。朝廷有一个健康稳定的税收来源。问题是历史上从来对于税收控制权德争夺就始终没停止。明朝朝廷和大地主（大财阀）对于税收控制权的争夺最终以政府的失败结束。控制税收的手段就是土地兼并。大地主是如何一步步取得国家税收控制权的？
（1）特权免税：我们先来介绍一个政策吧。明朝法律规定有功名的人是不用缴纳田赋农业税的。什么叫做有功名？就是做官的和有资格做官的家庭，是不用缴纳农业税的。有人讲这是朱元璋的败笔，其实这是不对的。朱元璋搞得是“有限制范围的免税政策”。官员有禄田，有相应赋税优惠，注意看是优惠，可不是免税呀。主要是为体现对知识和士人的尊重，鼓励读书入仕。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岗位补贴。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有功名者优免政策更明确，举人、进士按品级优免一定田赋和人丁徭役，优免范围从个人扩展到家族部分成员，数量也有具体规定。也就是说成化以后，也并非是彻底免税，而是分行政级别免税幅度不一样。掌握土地的人就用诡寄飞洒这些造假瞒报的手段，用假数据避税。
从免税群体财富占比看：有观点认为，藩王宗室、皇亲国戚、功臣勋贵、文官士大夫等免税群体占据了大明朝80%的财富。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财富形式，有功名的士大夫阶层作为免税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掌握着大量土地。比如说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严嵩、徐阶等这都是大地主阶级的一份子。他们除了掌控中央政府的行政权，本身就是掌控了大量土地资源的地主。关键是官僚大地主阶层掌握了绝对多数的土地财富，但是一分钱的农业税也不向朝廷缴纳。
（2）：巧取豪夺。你想想看，掌握大多数土地的人不缴税。掌握少部分土地的人就要承担更加昂贵的税负支撑国家运转。本来100亩地由10个家庭来耕种纳税。现在变成100亩地中占有80亩地的群体不交税，那个占有20亩地的群体身上要负担100亩地对应的农业税。缴税金额比农业收入还高。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土地干脆卖给大地主，我去给地主当佃农，吃多吃少的最起码不用缴税了。于是我就变成了失地农民，国家走损失了一个自耕农单位的农业税源。此时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幸免于难的自耕农，可惜天算不如天算，天灾来了，收成不好。农民去向地主借高利贷，然后签了个合同如果明年还不上，就拿自己的土地抵债。结果呢，大概率还是赔掉了自己的土地给地主抵债。土地资源再一次向免税群体集中。以上是有些技术上的含金量的巧取，就是偷。豪夺就是抢，地方有很多恶霸勾结官府，圈养打手无赖，通过暴力手段抢夺农民合法土地，强迫他人签订低价转让合同等方式兼并土地。
通过上文分析土地兼并，我们大家可以得出结论，民不聊生的同时，国家税收一步一步减少。税收规模和量化指标从政府手中转移到了私人手中。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元朝的“包税制”！元朝政府把税收承包给商人，比如说拿出一个省的税收权招标，政府规定这个省一年必须缴纳税收不低于100万两白银或者100万担粮食。能满足规定的要求的承包商接标签合同。你想呀承包商代替政府征税，他自己是不是要盈利。如果一个省正常缴税能力就是缴纳80万两，不够的部分承包商是不是加重税赋盘剥老百姓？再者，久而久之朝廷做预算是不是要参考承包商们历年给出的金融数据？这个数据会不会经过了地方官和承包商的联合舞弊？
明朝在事实上已经走上了元朝的老路，税收权被架空到私人手中，税收流失，民不聊生！一个乱世来临的经济客观事实已经很成熟了。
讲完税收，我们回到文章开头崇祯皇帝的两条政策。真就涉及到货币发行权的问题了。纵观明廷，货币上有可能可以分为三类如下：
铜钱白银都很理解，就是普遍承认的贵金属，硬通货。纸币叫做宝钞，早在元代就出现了。明初，明朝的货币是铜钱和宝钞并行的局面。这一段时期货币的发行权是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的。这个是很好理解的，铜矿是有限的，铸造铜钱的数量不足以供应市场的需求。明廷以国家信用为抵押物发行纸钞。此宝钞可不是银票那种具备兑换现银能力才有流通价值的票据。它基本上等同于现代社会的法定纸币，直接流入市场流通。一方面能增强了货币供应量，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减轻了铸币成本，通过通货膨胀聚拢财富到国家手中。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纸币最开始是有贵金属抵押物的。明廷宝钞唯一的抵押物就是国家信用，就像现在的美元，理论上是可以无限制印刷的。你想呀，本质上不都是废纸吗，不是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去强力推行的吗？一旦实体经济的掌控阶层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实力，谁愿意接受呢？洪武年间一贯宝钞可换1000文铜钱，宣德年间，一贯宝钞仅能换到10文铜钱了。问题还有就是，明廷推行宝钞的制度不够完善，你自己推行法定纸币，那你收税为什么还允许铜钱和实物资产都可以呢？所以，宝钞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就已经失去了流通价值了。如此，作为唯一可选择的代替品，白银重新被定义为硬通货。引用一段史料如下：
正统元年（1436年），明朝政府决定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地区的夏税秋粮四百余万石折银征收，称为“金花银”，这一“折银令”开启了明代财政收支折银的先例。
所以正统一朝是个转折点，是明廷一步一步失去货币发行权的开始。中国不是产银国，储藏量不大。明帝国的白银主要就两个渠道，一是国内有限的开采量，二是来自瓷器和丝织品换来的海外白银外汇。再引用一段史料如下：
据《1550-1830年中国白银流入及其影响》研究显示，明代后期（1550-1644年）中国白银增量约2亿两，其中海外白银流入规模在1.9亿两左右，国内矿产白银大约在1000万两左右，即海外流入白银量占比约95%，国内开采白银量占比约5%。
通过这段资料我们大家可以很直观的了解一个事实，明朝政府所能直接掌握的货币量非常小，也就是政府手里掌握不了货币的发行权。从正统皇帝开始白银市场存量量和白银流通的渠道和速度控制权就等同于现代社会的货币发行权。在谁的手里，谁就能掌握明帝国的货币发行权。明朝政府和民间资本之间对白银市场存量量和白银流通的渠道和流通速度的争夺必然要开始了。
1：投入国家资本，主要手段就是国内银矿铜矿官营，官方铸银，官方铸造铜钱，投入市场流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控制市场货币投放量，控制物价。
2：制定货币政策，法定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比例。通过调整利率，把控白银在市场上的流动速度，说白了就是控制货币市场存量的规模。同时也能打击财团做空、做多利用利率投机的行为。
3：税收政策。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税收用白银计算。这当然很大程度上促使白银回流政府。同时也很灵活，在铜矿集中的地区税收也可以用铜钱计算。政府把手里的铜钱和白银在通过货币政策，也就是兑换比例（利率）再去兑换。这又达到了控制货币规模的目的。
4：规定政府开支和外贸结算使用白银计算。规定政府开支和外贸结算使用白银计算这这促使海外贸易中白银大规模流入，也使得内贸中白银结算更突出普遍，活跃了国内市场白银流速。然后通过税收截留白银于政府。这是主要控制了白银流向。
1：地主财团们使用了私自铸造劣质银锭和铜钱的办法。（1）劣币驱逐良币，把劣质货币推向市场流通，消费者自然而然的先使用劣质货币，储藏优质官方足值官方钱币。致使良币无法被政府回收。（2）利用大量私自铸造的铜钱按照官方定价兑换白银。把白银收拢到自己手中。（3）操纵物价，利用私铸劣质钱币大量囤积商品，只要供应短缺，通过饥饿营销把老百姓手中的优质白银和铜钱转移到自己手中。
2：地主财团通过的办法，私自在贸易领域储藏或者走私白银。通过国内外白银价格差异，地方官放任地主财团把白银夹带走私到白银价格高的地方谋利。造成国内银荒，削弱了财政收入的同时。白银流向被地主财团掌控。
3：开设当铺钱庄，通过放贷的形式，实际上把货币的市场利率把控在自己手中。文章开头崇祯皇帝的政策为什么是多一文亦斩？不就是当铺钱庄把持利率，利用劣币聚拢白银吗？
4：资本没有祖国。比如当时的明朝资本，使用白银和后金做贸易。利用垄断来自后金的皮货药材等商品通道，贩卖到国内高价出售；致使白银外流，地主财团截流获利。同时走私国内产品到后金，赚取白银流入。但是这部分贸易不受国家管控，白银直接流入地主财团手中。一进一出都是瘦国家而富财团。
5：最重要的一条是财团培植出政治上的代理人。熟悉明朝的人都知道文官集团的巅峰团队东林党吧。东林党在天启、崇祯两朝是组阁执政的执政党，人员多为东南财团地域代言人。东林党利用权力在税收政策，海外贸易政策上为地主财团打开了方便之门。 减少对商业和地主阶层税收指标。使地主财团有更多资金留存，其中自然包括白银。在海外贸易政策上，东林党推行放任自由的政策，放松监管，放任贸易商高报出口、低报进口，偷税漏税。严重削弱了政府财政收入。缺少税收，就得搜刮农民……后果可想而知。
明末白银存量约3.5亿两，崇祯朝政府年财政收入常常不到500万两白银，占白银存量比例约1.4%。
民间截留占白银存量比例：假设政府财政收入占比为1.4%，那么民间截留比例高达约98.6%。
民间大地主财团和普通百姓占比：因数据匮乏难以精准，但从李自成拷打出7000万两白银来看，大地主财团掌握大量财富，推测大地主财团掌握的白银可能占民间白银的60% - 80%左右，普通百姓占20% - 40%左右。
通过以上数据可见，明帝国的货币发行权已经被大官僚大地主联合体牢牢的把握在手中，实际上已经私有化了。
财政收入：相较于天启年间的年财政收入1390万两白银，崇祯年间长期徘徊在500万两左右。财政收入规模缩水64%以上。
财政赤字：天启二年财政赤字100万两白银。崇祯四年财政赤字1180万两。这一段时间跨度刚好10年。做个简单的除法，十年的时间财政赤字翻了接近12倍之多。
通过以上两组数据，我们没必要再去讨论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从经济现实角度来讲，明帝国已经崩溃了。崇祯16年，明王朝覆灭的最后一年，崇祯帝竟然还在同地主财团做着金融斗争。调动关宁铁骑入关作战竟然因为缺钱兵饷而一拖再拖。崇祯帝在最后关头爆发了一个最高政治领袖的强硬，在1644年三月五日着严令吴三桂速率所部入卫京师，不得延误。可惜了一切为时已晚……甲申国变！
总结一下，把文章描述的所有经济活动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以资本利得为唯一目的的财团必然要把国家政权隔绝在经济领域之外；迫使国家交出货币和税收的决策权力而使其私有化是它们的必然追求。
因此无论推行什么模式、价值观、或者提出什么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等一大堆让人费解的名词。翻译成大白话无非就是要变更所有制，如此而已！
可惜崇祯皇帝缺乏雄才大略，不但不知道像东林党这样的士大夫官绅集团是自己的敌人，反而相信依赖这些人。到了清朝的时候，是依靠旗人功勋阶层，以及军队，来收拾这些文人阶层。保证了最重要的江南一带的税收。首先要掌握发展一支自己能信赖的军队。然后利用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对江南地区的官绅阶层进行打击，加大商税。这样皇帝手上钱就会增多，然后进一步加大对军队的投入，比如秦军、川军、晋军这些都是值得信任的。开科取士，以惩治贪墨不法为理由，发起狱案，不录取东林党这一系列的人员，尽量录取内陆省份的学子。让他们来抗衡东林党。进一步开放海禁，加大商税，对江南一带的士绅进行消灭。皇帝就会慢慢的有钱，越来越有军事力量。从天启朝来看，皇帝也用魏忠贤来对付那些官绅，是有一定效果的，当然应该加大这种效果。这样做有可操作性。毕竟这些文人百无一用，在面对屠刀的时候，反抗能力有限。把这些以东林党为主的士绅一个个抄家灭族。皇帝就会变得很富有，掌握的军队和特务力量越来越强。那么像辽东边患这样的问题，就可以有效解决。进一步在解决藩王的问题，来个隔代减爵位，对不法行为进行打击，取消免税政策，反而要严格执行。多代以后，大多数也就变成了平民。织席贩履可期。
好好的大明最后悲壮式的亡国，有太多血泪教训，共济会垄断伤金融国本，藩王等食民膏都是应该研究的，以史为镜避免侵蚀我国社会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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