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期间，口罩等防护物资的需求急剧上升，本应是抗疫物资保障的有序供应，然而却演变成一场令人心痛的商业骗局，导致企业陷入司的困境。绍兴一家公司就不幸遭遇了这一情况，百万资金被骗，且在维权过程中，遭遇疑似枉法裁判，几乎陷入绝境。

　　2020年4月，绍兴智胜公司接到国外客户的紧急订单，急需订购千万只KN95口罩。此时，口罩市场火热，最快的生产设备每分钟只能生产80片，而厦门奕亨公司则宣称其设备每分钟可生产1400片，且6台设备正在改装中。对急需满足订单需求的智胜公司来说，这一消息无疑充满诱惑力。

　　在那时的卖方市场背景下，智胜公司负责人周先生迅速前往厦门，与奕亨公司签订了合同。由于涉及出口报关，双方在合同中对包装事宜进行了详细约定。在签约时，奕亨公司表示设备正在路上，未能现场展示。

　　然而，到了4月18日，奕亨公司却出示了第三方厂家的出口资质，智胜公司注意到资质主体不符，便要求对方提供自身资质。对此，奕亨公司一再拖延，最后智胜公司支付了100万的合同保证金，以便继续推动合同的履行。

　　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变得更复杂。奕亨公司不断拖延，并且突然提高了报价，导致智胜公司无法继续推进订单。智胜公司要求交货，奕亨公司却冷言冷语地回应：“去起诉吧。”

　　智胜公司将案件提起诉讼，要求返还100万保证金。初审法院认定合同为采购合同，认为奕亨公司能够直接进行外购，尽管智胜公司精确指出出口报关有双抬头要求，合同条款中也规定了委托生产的要求。然而，法院依然认为合同无法履行是智胜公司自身的原因，并判决智胜公司败诉。二审及再审的结果也未能改变这一判决。

　　在再审期间，智胜公司调查发现所谓的生产厂商根本不存在，厂房和设备都是空壳，奕亨公司提供的证据完全是伪造的。尽管智胜公司提出申请要求调查这些证据，但法院并未支持。

　　司法途径的屡次受阻让智胜公司选择通过信访投诉。在与一审法院工作人员沟通时，智胜公司震惊地发现对方居然对4月18日确认资质的关键证据毫不知情。进一步调查后，发现一审法官故意剔除了涉及奕亨公司为生产工厂的关键证据，并且没有对这些证据不被采纳做出任何解释。

　　智胜公司意识到，合同条款明确规定了委托生产，由奕亨公司负责生产交货，但法院却以“采购合同”为名，错误地将其定性为加工贸易合同，偷换概念，导致诉求未被正确定性并被判定错误。更为严重的是，法官忽视了智胜公司提出的关键证据，导致判决的结果存在严重偏差。

　　至此，智胜公司意识到，奕亨公司与第三方合作，就没有生产能力，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故意进行欺诈。法院不仅忽视了双方对“第三方生产会影响出口报关”的共识，还忽略了智胜企业来提供的大量证据，包括沟通记录、行政文件和报关记录。法院没有充分审查这些证据，直接作出了错误的判决。

　　2024年8月，智胜公司向绍兴市检察机关提出控告，要求彻查并追究枉法裁判的责任。尽管检察机关按规定受理了案件，但半年过去了，依然未给出任何答复。智胜公司感到无奈，并透露有关人员对关键证据的隐瞒和缺失表示质疑，试图退还材料。

　　此案不仅关乎企业的百万损失，更关系到司法公正与法律的权威。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确保司法程序的透明、公正，让每一个公民都能获得应有的法律保护，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智胜公司此次遭遇的困境，不仅是企业与市场中的一场悲剧，也暴露出司法系统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漏洞和不公。

　　我们期待看到司法部门能够以更加严谨和公正的态度，处理好这类涉及企业权益的案件，确保法律的公正性不被轻易侵犯。而这场企业与司法的较量，也许只是众多类似案件中的冰山一角，呼唤着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与反思。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