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意大利阿尔巴附近韦尔杜诺的一家医院，护士为重症监护室做准备。MARCO BERTORELLO 来源 新华社
中国姑娘魏玲（化名）即将拥有一个女儿。她生产的医院离家很近，孕产楼层之上的两层，住满了新冠肺炎患者。
她在意大利，这个有着6000多万人口的欧洲国家新冠肺炎确定诊出的病例过10万。两个月前，这一个数字还是3。到格林威治时间3月31日凌晨4点26分，这里11591人因病毒死去，死亡率达确定诊出的病例的7.17%，为全球最高。治愈14620例。
早在2月25日，《自然》杂志评论文章指出这种有着冠状突起的病毒将掀起一场世界级的传染病，“势头没办法阻止”。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全球流行病。到今天，病毒蔓延至204个国家，697244人感染，33257人死亡。
意大利处于全世界疫情的漩涡之中。该国一名一线医生形容“仿佛突然被一场海啸袭击”。这里的决策者和医疗工作者试图向中国寻求经验和帮助；而在美国、加拿大以及世界其他几个国家，“意大利教训”正慢慢的变多地存在于新闻媒体报道和论文之中。
在席卷全球的风暴中，意大利的情况特殊。它的老龄化程度在全球仅次于日本，是欧洲“最年老”的国家——超过23%的居民在65岁以上。
在此次意大利疫情中，受害最深重的也是老人。截止到2月29日，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者中，50岁以上的老人占73.1%。这其中又有一半在70岁以上。他们大都患有或多或少的基础疾病。
魏玲熟悉这些老人。他们漫步在街头巷尾，不因为年龄而放弃享受生活，喜欢午后牵着小狗站着啜饮一杯浓缩咖啡，和同样上了年纪的伙伴悠悠聊天。走路需要人搀扶的老太太，也要在裙子下露出穿着的腿，即使在冬天也是如此。
魏玲的婆婆就是这样一个“优雅老人”。2020年春天，她抱怨膝盖不舒服，魏玲建议她将裙子换成裤子，她拒绝了。
老太太决定去社区诊所看看膝盖。她1月初挂号预约，被告知将在5月看上病——那时天气已转暖，她的疼痛很可能已经好了。
在意大利居住久了，魏玲习惯了医疗系统漫长的预约等待时间。1978年以来，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在意大利建立起来，家庭医生、社区看诊和大病治疗费几乎全部可由国家负担。但也原因是如此，排队看病的人总是很多。
这个春天，卫生系统早已经感觉到了额外的压力。3月3日，意大利疫情呈燎原之势时，2019年12月底的情况才出现于本地报纸《共和党人》报端——49岁的意大利医生帕格利亚回忆起，他所在的医院接受了格外多的肺炎病人。当时，新冠病毒感染并未作为检查选项。那时他预感到未来人数还会增多，于是给自己的急诊室增加了18个床位。
意大利的大多数媒体上，病毒“不过是一场大型感冒”的论调曾十分流行。米兰萨科医院临床生物学、病毒学和应急生物诊断学实验室主任吉斯蒙多公开表示，因为意大利的医疗条件和收入水准，“无需对中国武汉的疫情紧张或过度警惕”。
吉斯蒙多所在的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最富裕的区域之一，贡献了2019年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其中米兰占全国的10%。截至3月29日，伦巴第大区确定诊出的病例41007例，占全国确定诊出的病例的近一半。
“新冠病毒，并不致命，但传染性极强。社会越是医疗发达，人口集中，病毒传播越是放肆。” 米尔科·纳科蒂医生在论文中说。
他是伦巴第大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医院麻醉科、儿科急救医生，也曾参与过“无国界医生”，见过埃博拉如何传播。病毒在意大利发展的态势仍让他惊讶。他所在的医院位于贝尔格莫，确定诊出的病例比米兰还多。
他与9位同事认为有必要发出前线的呼声，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联合署名发表了一篇《从意大利新冠疫情和人道灾难暴发中心发出的呼吁》。
纳科蒂所在的医院，900病床中的300张为新冠肺炎患者所用，ICU床位中70%预留给具有一定存活机会的重症患者，不够。位于米兰的另一家医院，ICU的床位翻了两番，仅限新冠肺炎患者使用，不够。
纳科蒂和同事们目睹着“病人需要等待几个小时才可以获得一张急救病床。年老的病人孤独死去，没有办法获得心肺复苏治疗，也没有接受姑息疗法。”在整个伦巴第大区，“大部分医院过于拥挤……病人躺在床垫上，床垫置于地板上。卫生系统勉强维持新冠肺炎外的常规服务，孕期检查和接生甚至也受一定的影响。”
这是一场硬仗。意大利许多医院的药物、呼吸机、供氧和防护装备不足。在意大利马焦尔医院，医生开始自制呼吸机：以潜水面具为基础，借助3D打印，接上氧气瓶使用。
贝尔格莫大学研究团队3月20日发布在《柳叶刀》上的模型显示：自“1号病人”出现以来，意大利的感染总量一直快速地增长。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到4月中旬，全国病床缺口将超过4000张。
ICU也告急了。发表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的另一项研究指出，意大利病毒感染者的16%进入ICU治疗，远高于中国5%的比例。造成差异的原因尚难以确定，研究者猜测“可能与人种和年龄有关”。一项发表于3月13日的研究预测，到3月20日，全国将需要14542张ICU床位。一周后，现实与预测重合了。
伦巴第大区，退休医生和毫无工作经验的医学毕业生同时被“征召”上前线。在帕格利亚的医院，医生们“直到每天下午5点，都不知道第二天我们当中谁将能够工作，谁将被隔离，谁将会住院”。
纳科蒂医生的文章描述了医院是如何成为“感染的中心”的：大量人群涌入医院，感染者和未感染者挤在一起。病毒也搭上了急救车，在车厢和运输人员的躯体间传播，随着地区系统接送病人在整个大区内自由流动。不少医务工作者成为无症状感染的人，或即使表现出症状，也无人能顾及。
“这进一步增加了抗疫一线名医生与护士在这场战役中牺牲。这其中，两名护士选择了自杀，一位离世前已有高烧症状，一位确诊感染。
3月7日，意大利医学伦理权威指导机构，意大利麻醉、镇痛、复杂和重症监护学会（SIAARTI）发布了8页的行动指南。指南指出，“先到先得”的原则恐怕不适合此时的意大利了，要以“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为先，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资源分配需要保证——那些有机会被成功救治的病人先获得急救。”
他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标准，用于决定哪种病人率先获得急救，拥有使用呼吸机等医疗资源的机会。标准包括：病人是年老还是年轻，有没有基础疾病，身体强健还是脆弱，以及抢救成功后预计还能存活多久。
指南要求，医生间应该广泛传阅这份新的资源分配标准，并详细告知病人，以此让一线医生作生死抉择时“摆脱情感和道德压力”。
文件在国际医疗界引发巨大伦理争议。而在意大利一线月发表的论文里，对更新资源分配标准的讨论早已多次出现。
“我们在战时。”一篇发表于3月13日的论文指出，“在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之中。”
“西方医疗系统的基础是以病人为中心的治疗服务，但对抗疫情要求我们改变这种思路，转为以社群为中心。”纳科蒂医生在论文中表示，“扭转这场灾难的局势，只能依靠启动全方位的卫生服务。抗疫措施需要面向整个国家，而非只靠医院。”
医院之外，社区不容乐观。殡葬业不堪重负，棺材堆积在米兰城外的一座小教堂内，致使教堂暂时关闭。数个监狱，造成至少6名囚犯死亡，大约20名狱警和医护人员受伤。城市心理医生的热线被打爆，一位母亲聊了一个小时，想知道孩子的发烧是否源于肆虐的病毒。
“医院不是最危险的地方。”一位一线医生在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采访时头也不抬地说，“外面才是。”
贝尔格莫大学团队对比了中国湖北省新冠疫情发展的趋势，建立了疫情在意大利发展的模型。他们发现，新增病例有可能是在未来衰减，然而他们都以为，中国“以牺牲经济的代价”执行隔离的力度，不一定可以在意大利实现。
孔特政府采取了逐步加紧的措施。2月20日“1号病人”出现后，意大利政府设立了“红区”。“红区”内，全民隔离，军队防守，违规出行可面临约合人民币1610元的罚款至3个月监禁。到3月，“红区”的范围从意大利北方的几个城市，扩展到整个伦巴第大区。“封城”前，该地区几处火车站出现了逃离的人潮。
至3月28日，第一例新冠确定诊出的病例出现两个月后，全国“与国民生活无关”的商业和生产全部关停。旅游业停摆，威尼斯与罗马的博物馆空空荡荡。演唱会和足球联赛延期，与娱乐、体育相关的国际转播订单也全部暂停。宝马在意大利全线停产，工作人员在家办公。米兰，所有走秀取消，衣香裙影不再闪现在街角。时尚巨擘乔治·阿玛尼公开表示：我很担心。
即使如此，孔特政府仍然受到了反对党派的猛烈攻击。“我们每一步都做到了，可都晚了。”一位反对党人在接受《》采访时说，“病毒永远先我们一步。”
病毒紧逼之下，这样的交锋并不少见。孔特曾公开批评伦巴第大区处置疫情不当，而区负责人则回应：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欧洲医药科学评论》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明，在意大利，卫生系统高度去中心化，区域决策者享有更多管理和组织的权力。中央政府制定全国医疗保障计划，但从疫苗接种到流行病防治，各地的执行并不统一。
在检测病毒的问题上，中央和地方立场一致。孔特政府在全国紧急征召24个病毒实验室，负责病毒核酸检验测试。而伦巴第大区采用了被媒体称为“激进”的检测原则，对无症状患者也进行病毒检测。但是，这也遭到了一些来自反对党派的批评，称之为“加剧恐慌”。
一些政客试图挽留经济的活力。2月27日，意大利领袖尼古拉·津加雷蒂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张自己与朋友聚餐的照片：脸颊被酒精熏得泛红，笑容灿烂，亲密碰杯。当天，全意大利的确诊病例上升至650例。10天后，这一个数字升至5883例，这中间还包括津加雷蒂自己。
“这杯开胃酒敬米兰！”他的配文说，“我们别丢了习惯，意大利和米兰不可阻止。”与此同时，“不要丢了习惯”的口号在社交网络上传播。
3月23日，意大利博洛尼亚，警察拦下过往车辆准备检查人们出行的“自我声明”。作者：程婷婷 来源：新华社
改变习惯并不是特别容易。人们并不总是能一下子就意识到，新闻里的病毒与自己有关。
波兰卡特维玆大学的一群计算机科学家试图探究世界关注新冠病毒的变化趋势，预发表于在线学术平台arXiv上。他们找到的指标是谷歌对于“冠状病毒”一词的搜索热度。
他们发现，中国网民对这种病毒的关注度最早达到顶峰。差不多一个月后，意大利，韩国才达到与当时的中国接近的热度。而再过一个月，世界其他几个国家对病毒的关注度才到达中、韩两国顶峰时的水平。
在意大利，第一、二例输入病例出现后，国内的关注度反而下滑。“1号病人”确诊，关注的曲线陡峭上升，近乎垂直。这以后，热度再次回落，直至3月19日的骇人病例总数把关注拉回高峰。
魏玲太熟悉意大利人这种性格了：“他们尊重个体，享受生活是最首要的。”这种氛围有可爱的一面。在意大利待久了，她也不怎么逼着自己了。
但这种“自由”，往坏了说是“缺根弦”。在疫情初期，她所在的地区华人社区慢慢的开始紧张。她的意大利朋友仍然不愿意放弃社交，每天去酒吧和朋友聊天。一个中国朋友“斥巨资”购买到了N95口罩，她的意大利丈夫却不愿意让她使用——在意大利，只有真正得病的人才佩戴口罩。
“你们为啥不做准备呢？”魏玲也曾对意大利人的做事方式表示疑惑。而她的丈夫开玩笑道，“我们是意大利人，我们从做不准备。”
实际上，在魏玲印象里，2月里，她周围大笔采购口罩的好像只有华人。很多购买者是支援内地的华人留学生。到3月，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布，整个意大利个人防护设备进入紧缺状态，告急的有手套、口罩和消毒水。而在商店里，她已经找不到口罩了。
隔离期的意大利人民发明出了各种苦中作乐的方法。“阳台音乐会”在各地出现，有人贡献出美声咏叹，有邻居合作乐队合奏，还有一整个小区奏响起中国乐曲，为了向大洋彼岸同在奋斗的人民致敬。在伦巴第，一对夫妇夜夜播放电影，幕布就是对面的小区墙面。电影里的人代替现实中的人翩翩起舞。
更多意大利医生开始看向中国，发送邮件询问共同对抗肺炎的策略。3月18日，由浙江组建的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12名队员抵达意大利。同时抵达的还有9吨援助物资，包括30台呼吸机、20万只医用口罩、5万个N95口罩和一大批检测试剂。物资上书“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一线医生纳科蒂与同事们联名呼吁，“全球协调一致”与新冠病毒抗争。”这将是一场持久战。”他们说，“在我们富裕的伦巴第地区发生的这场灾难，有可能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重现。”
（本文部分内容引用来自《自然》《美国医学学会杂志》《柳叶刀》《医学病毒杂志》《国际传染病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在线学术平台Academia、arXiv上公开发表或预发表的研究、通信文章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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